她认为要更多用游戏方法取证，年龄越低，越要用游戏方法，由专业人员去观察孩子反应，这需要特殊的技能和方法。但目前现实是，中国缺乏包括专业问询在内的服务儿童的专业人士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七案件被指令再审，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》政知圈仅找到一例：2017年11月，安徽省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王毅军的“双开”通报中写道：“王毅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理想信念丧失，无视党纪国法，行为底线全面失守，特别是被提拔到重要经济工作领导岗位后，大搞权钱交易、利益交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