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

据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记者了解，幼稚园的操场上一共有3个监控摄像头，并且3个摄像头的线是合并成一根电缆上。事发后，3个摄像头中的2个损坏了，余下的1个仍能正常工作。

《浙江:骚扰电话挤占 110总接警量超四成为无效警情》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，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，与热点城市相比，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