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李莹说，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，经法院调解，被告人会出钱赔偿，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。

《关注新就业形态：职业选择更多 发展前景广阔》2017年11月，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时，赵准基当庭认罪，希望法官能赶快判刑，让他回韩国跟家人团聚，因为此事，他的孩子也被人嘲笑指责。最后，赵准基依盗窃罪被判刑5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