犯罪嫌疑人之间并不熟悉,只知道其他人的网名,他们会互相通报作案对象和自己的作案进展。梁某在此案中盗得15万元,是盗窃数额最多的一人。得手后他给另一名新疆籍犯罪嫌疑人近5万元好处费,因为是后者向他提供了盗窃对象的消息。同时,梁某又把消息透露给广西籍犯罪嫌疑人,得到了1.8万元好处费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英国将更多地区疫情防控级别调升至最高级》政知圈仅找到一例：2017年11月，安徽省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王毅军的“双开”通报中写道：“王毅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理想信念丧失，无视党纪国法，行为底线全面失守，特别是被提拔到重要经济工作领导岗位后，大搞权钱交易、利益交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