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悉，该建议由“女童保护”联合全国政协委员，在2017年全国“两会”提交提案。2017年7月，有关部门回复称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空气卫士or健康杀手？“不，我只是一盆绿植”》究其原因，性骚扰往往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、权力不对等的个体之间。环境相对封闭，意味着性骚扰认定难、取证难、举证难；权力不对等，意味着性骚扰实施者拥有肆无忌惮的资本，往往可以用工作业绩、升职机会、学业发展相要挟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有的单位和学校为了面子甚至会选择息事宁人，采用“加薪”“保研”等错误方式，表面上安抚了受害者，实则纵容了骚扰者。因而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