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给安排了一条鳄鱼的一个尾巴，那条尾巴应该很大，差不多得有一米，那个摆的，当时就摆的是整个带形的，也很好看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贵的，肯定也是预定的，反正就是显示他的热情”，张建津说，“他为什么会请你吃饭，点这个高档的菜，喝这个高档的酒，而且花很多钱。因为他的钱他也是做生意赚来的，他也不是自己就有银行。那因为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，负责着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权。所以投我所好，我高兴了可能跟他合作中的一些事情就多一些，他可能获利的机会就多一些。”

这期间，林绍纲的家搬进了王府大街黄土岗胡同13号作协宿舍大院。他的住处是三间东厢房，房间虽小，但花砖铺地，很有气派。《文艺报》副主编冯牧则搬进了西厢房，与他家遥遥相对。

《沈阳将对重点风险人群每48小时进行1次核酸检测》随后武汉成立了治庸办，并且开通“治庸”投诉热线，接受群众举报官员“庸、懒、散”现象，热线电话开通后，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。同月，治庸办与媒体组成暗访组，暗访武汉8个局14家职能部门，共发现了不良工作作风现象29起，如上网玩游戏、迟到早退、擅离职守、串岗闲聊等等，并予以公开通报。此外，政知道还发现，当时除了武汉市治庸办，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同样各自设立治庸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