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，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。“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，但因为证据问题，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也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
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《国台办：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》比如，像媒体报道的，利用互联网手段接近未成年人，在游戏论坛通过给儿童购买装备等引诱儿童，通过社交平台裸聊等，有的从线上转到线下发生性侵。“现在，不少国家对此设置了专门罪名online-grooming（网络性引诱），欧洲委员会《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与性侵害公约》里也列入online-grooming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