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中东数国收紧防疫措施 斯里兰卡累计确诊超4万》“他已开始语无伦次，几乎开始给我交代后事了。我担心他说话过多会加重病情，要求他不要讲话，点头或摇头示意就行。”30分钟后飞机降落，于德志连忙对旅客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已经降落，救护车也已在外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