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直播电商为玉石行业蓄势 广东四会“乘风”转型》但也有一些变通或例外。一般情况下，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不予受理。李莹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强迫卖淫案，刑事案件开庭时受害方未得到通知，只好另行起诉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。她最近刚刚拿到判决，法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2万元精神损失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