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《长江流域将实行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惩治非法捕捞》“其实，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，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。”樊星说，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，“大概描述事发经过，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，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，再结合其他证据，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”。